已逝期货交易名家——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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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 Markets 亚太有限公司2008年度交易大赛中国区冠军-弓伟先生专访

【弓伟档案】

纳什投资的弓伟为中国第一批期货操盘高手，90年代曾以人工高频交易叱咤于绿豆合约、橡胶合约；2005年转战芝加哥、纽约，任职于著名海外对冲基金公司，从事外汇交易；先后盈利上亿元；2014年，通过招商基金发行全球对冲基金，成为通过基金QDII通道进行外汇交易的先行者。

弓伟作为职业基金管理人，交易策略师，CMC Markets亚太有限公司2008年度交易大赛（中国区）冠军，月度交易投资回报率超过650%。

2008年肯定会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金融市场到处险象环生，引发的巨大波动令全球的投资人都感到不知所措。面对如此动荡多变的市场，弓伟先生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绝对领先的优势折桂，愈加突现他在交易方面的非凡实力。近日（2008年）我们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市场研判以及交易方式等问题对弓先生进行了电话专访，在此摘录部分访谈内容以肆读者。

【经典摘要】

1. 我个人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工具的运用，交易的成败取决于对工具使用的熟练程度和工具的种类多少。

2. 能够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要看你手里有多少根竹竿，最长的那根竹竿又有多长，我们且称其为“竹竿理论”。

3. 在大的市场波动面前依旧能够保持自己对市场的客观分析，对自己的判断与决策有充分的信心执行。

4. 资金分配主要是要把握好度，我不总是简单遵从一种资金分配模式。

5. 我遵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非每一次可能的交易机会都会让我不放手，“放弃”有时候意味着更多选择的机会。

6. 我不预测不仅因为市场不可能预测到每一步，更因为预测只能让交易者失掉客观性，失掉平常心。

7. 无论交易机会还是分析方法，对于交易而言，他们的选择都非常重要。

8. 懂得尊重市场，能够做好充分准备，正确看待取舍关系的人，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合格的交易者。

9. 目前为止，我没遇到过什么交易系统可以长期地帮助交易者盈利，交易的最好方式一定是变化的。

10. 交易其实跟其它生意是要求专著和投入，它需要的时间/精力投入绝对不比其它的生意少，道理就是这样。

11. 投资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常态，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投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

12. 成功的交易者不神秘，他们只是做得更多、更久、更熟悉所做的事情而以。

【访谈全文】

编者：弓先生，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CMC Markets亚太有限公司2008年度交易大赛亚太区亚军，中国区冠军。您的交易成绩也为整个中国赛区争得了荣誉。现在很多投资者都高度关注这次交易大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代表公司对您进行一个专访，希望籍此让大家更真切地了解您本人和您的投资理念，同时也希望我们能从您的经验中得到一些成功的启迪。

弓伟：您过奖了，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很高兴，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投资方面的一些想法。

编者：弓先生，面对这样动荡的市场，面对不知名的对手，您还能取得这么好的投资业绩。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对您的成功交易贡献最大？

弓伟：我个人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工具的运用，交易的成败取决于对工具使用的熟练程度和工具的种类多少。

“熟练程度”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技巧与能力，每个人的差异很大，甚至一个人在不同的交易时间也会不同，人们常常引用“木桶理论”，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交易方式中的缺点就是短板，交易者唯有不断修正短板，才能让自己的交易离成功更近。

“工具种类”的理解：去果园里打果子，能够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要看你手里有多少根竹竿，最长的那根竹竿又有多长，我们且称其为“竹竿理论”，和前面讲的木桶理论截然相反。交易品种就相当于竹竿，而盈利就相当于果实。

这次比赛中，我借助国际差价合约的交易，可以在外汇以外的市场中发现更多的盈利点，比如利用指数差价合约做空近期的美国指数，这些新的盈利点对我在这次大赛中的投资业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编者：弓先生，根据我们的了解，您以前在国内市场有相当丰富的投资经历，过去这些经历跟您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弓伟：交易的心态对我在这次比赛中获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交易心态的形成也和我过去的投资经历是不可分割的。

从90年代开始，我投资中国股市，随后转战国内期货市场，这些经历让我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冷静判断的能力。在大的市场波动面前依旧能够保持自己对市场的客观的分析，对自己的判断与决策有充分的信心执行。

编者：那您认为股票与期货的投资经历，哪一个对您在现在的交易帮助更大呢？

弓伟：期货市场的交易经历对我现在的操作方法以及思路帮助最大，因为在这样的既可以借助杠杆，又能够双向交易的市场中，我必须更加慎重的处理方向性选择的问题。

在期货市场里，价格同时受到顺势加码与认错止损两种力量的牵引，方向的形成往往会更迅猛，我必须更快速做出反应，能够顺应它的变化。期货的交易方式与经验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处置现在交易中遇到的问题。

编者：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在这次比赛中的一些操作秘技，比如怎么分配资金，怎么管理风险，一直重仓出击吗？

弓伟：也没有什么秘技，资金分配主要是要把握好度，我不总是简单遵从一种资金分配模式，有较大把握的机会，我敢于重仓出击，而且严格限制持仓时间。

对于一般的交易机会，我会把杠杆比例降下来。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连续几天都出现明确的突破行情，我在这些交易上都是重仓出击，但走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把杠杆比例降下来。

我认为交易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杠杆比例与持仓时间这两个因素，它们是乘数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判断在特定条件下是准确的，但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随着持仓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新的因素会插入进来，干扰我们判断的结果，所以在我的策略中，我会有意识地缩短持仓时间来规避不确定性对我的影响。此外，我遵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非每一次可能的交易机会都会让我不放手，“放弃”有时候意味着更多选择的机会。

编者：那您认为一个合格的交易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或者说您认可的交易者的素质是什么样的？

弓伟：关于这个话题，我不觉得我能讲得很全面，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共同探讨。

我认为第一条是：要懂得尊重市场，学会与市场进行信息的互换，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市场。这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

有很多朋友问我对市场的看法，明天黄金会怎么样？欧元会怎么走？我通常都回答："我不知道！"，这并不是我有意藏宝，而是真真正正地不知道。我不预测不仅因为市场不可能预测到每一步，更因为预测只能让交易者失掉客观性，失掉平常心。

我遇到很多交易者都会因为预测市场，为了捍卫自己的面子而失掉灵活心态，最后遭受亏损。这些见证时时提醒我停止预测，等待答案的出现。我们常讲的顺势交易也是建立在心中没有主观定式的基础之上，一旦你有了对走势的主观预期，那么无论交易计划还是止损控制都难以保证正确执行。

第二就是充分准备，就像我们做学生时老师跟我讲的，一次测验的超常发挥，往往是我们对这门课程所做的考试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了，而非能力突然提升所致。这在交易中同样适用，多变的市场中，如果交易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了然于胸，自然也就会取得骄人的业绩了，我喜欢交易也是因为它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

第三就是对取舍的正确认识。无论交易机会还是分析方法，对于交易而言，他们的选择都非常重要。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当你从100个当中选择1个的时候，就是放弃其它99个，因而我看待选择，不选才是更多的选择。懂得尊重市场，能够做好充分准备，正确看待取舍关系的人，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合格的交易者。

编者：您的很多说法，很多观点我都是头一次听，真的很有意思。我接下来的问题还是难免流俗，您能不能就当前市场形势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在您看来，投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区别在哪里？

弓伟：在我看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投资市场都是联动的。随着中国的入关，全球化竞争的深入以及市场的同化趋势，任何市场都不可能割裂开来孤立发展，所谓的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不久也一定回到所有成熟市场经历过的轨迹上。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正日趋同化。但国内市场肯定还是个初级阶段的形态，品种、规则、监管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也是这样的原因，我很早就开始专注国际市场。

一方面期望参与规则更公平的国际市场博弈、期望透过国际市场实现投资的多元化配置；同时期望锻炼自己更成熟的操作手法，更广阔的视野，为将来同步的国内国际市场做准备。

我个人对现在的市场非常满意，怎么解释这个"非常满意"呢？我们讲市场的好坏既可以从长计议，也可以就事论事。

先从长期的角度看：现在的资本市场的回调是非常健康的，就好比一个人，长时间的辛劳后需要休整一样。熊市从来都是牛市的开始，只有充分回调的市场才能释放出足够的风险，为下一轮的增长鼓足动力。现在的股票市场，可以说又是千载难逢的淘金机会。很多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股值到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水平。

从短期看，我也很满意现在的市场，因为以我的操作风格，市场的价格波动给我提供获利机会，而现在动荡的市场创造了非常多的这类机会。

在我看来，金融投资并不复杂，我就喜欢用常识化的手段来进行分析。比如近几个月美元的暴涨，表面看，好像并不符合逻辑，以华尔街为发源地的金融海啸何以引发美元的涨势呢？

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看我说的“常识性”分析的逻辑。比如：一个北京人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处房产，现在他的生意出了些问题，急需用钱，必须卖掉绝大部分房产。那么你认为他会留下哪里的房产不动？应该还是守着北京的房产不卖，因为常理推断，这里是他赖以重生的根据地。美国金融市场出了问题，美国本土的经济体需要抽出资金回援自己的总部，那么变卖其它海外资产并将资本回流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变化。短期的大量资本回流必然带动美元汇率的急升，但这种趋势未必能够持久。

编者：那除了“常识性”的分析方法外，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易策略/交易模式来应对现在的市场？

弓伟：怎么说呢？还是举个例子吧。国内有很多餐饮业的老字号，名头很响，但是你去他们那里吃饭，总会觉得并没有我们预期那般的与众不同。他们的一些特色菜品，特色服务甚至在很多新兴的餐饮企业也都能做到。但为什么他们成为了老字号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坚持"。

我们看"大浪淘沙"这个词的时候要懂得，不是"大浪"不好，因为"淘"实际上是一个过滤，验证的过程，"淘"去的是瑕疵，是不耐久的沙，"淘"出来的就是金子。老字号一道菜品一项服务经历了那么多传承之后，还能跟30年前抑或100年前都丝毫不差，就已经成就了它本身。

交易和传统生意差别不大，我的交易策略和模式也有很多是从传统生意中汲取的营养，他们都不特殊，说出来都很平淡无奇，但是这些很平常的方法经过了我这么多年的不断验证，没有被淘汰掉，我用这些方法从多年的交易中存活下来，让我更加坚信这些策略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就是值得我宝贵的沙金。



编者：那您能不能还以传统行业为例，给我们具体讲讲交易这门生意的一些门道或是有用的训诫呢？

弓伟：好，我小时候，老人常跟我说一句话：一分利、吃饱饭，十分利、饿死人。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做生意先要有个合理的利润预期。在交易中，人性的贪婪会膨胀起来，大部分交易者都抱有不切实际的盈利预期。

我的经历让我有机会见识很多颇具财力也非常聪明的交易者。他们寄希望期货市场能让他们一夜暴富，可是最终都两手空空地从这个满是机会的市场离开了。前一段炒得沸沸扬扬的万科总裁王石也讲过：超过30%的利润万科不做，因为国际上同行的平均利润水平也如此。万科懂得放弃不切实际的利润预期，通过长期经营在市场中做大做强。交易的利润也来自长期稳健的积累。

关于利润预期，也可以用"守株待兔"理解。很多交易者在过去2年的非常态市场获得了超额收益，在树下等到了一只兔子，于是期望在后面的市场里还能等到这样低风险的容易的收益。我认为投资者在熊市入市反倒是好事。经历了艰难的市场才会让投资者对这个市场有个合理的预期。

传统生意里常说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商业机会，有时候减法更重要，要懂得选择。交易中的诱惑很多，太多似是而非的机会，这需要交易者做个选择，不要贪多，要选择更有把握的，确定的交易，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编者：除了这些您所刚刚所提到的模式，是否有什么交易系统能够帮助交易者获胜呢？

弓伟：目前为止，我没遇到过什么交易系统可以长期地帮助交易者盈利，交易的最好方式一定是变化的。我喜欢期货交易，因为期货交易给了我学习的心态，为了能在这个游戏里持久地玩下去，我必须长期持续地学习新的内容。

编者：现在的投资者或者交易者大体可以分成几类，他们在金钱、时间或者经验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欠缺，那以您的经验，进入这个市场的各类投资者都需要什么样的准备呢?

弓伟：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要做充分的知识准备。一个人去早市，如果他肯花10分钟跟小贩为了5块钱讨价还价，那他在考虑100万投资的时候，理应花同样倍数的时间去了解这门生意。交易其实跟其它生意是要求专著和投入，它需要的时间/精力投入绝对不比其它的生意少，道理就是这样。

编者：我通过很多渠道了解到，您在金融界是备受推崇的，我们的读者中，就有很多人希望跟您请教交易的精髓，您会愿意传授这些精华给大家吗？

弓伟：我很愿意也尝试着在很多机会把我对交易的理解讲给大家听，但是我最终发现这起到的作用都不大。交易的技法是容易学习的，但是交易的心法就一定训练才能把握。

举个例子，一名箭手站在崖壁上，挽弓搭箭，百步穿杨。在这个特定时空，箭术已经是次要了，如何立于千仞之巅仍能心若止水才是重点。箭术，师傅可以教会；但是安立绝壁的心法，惟有靠箭手自己透过日复一日地站在崖壁上慢慢领悟。交易也不例外，交易者长时间的实践是必不可少的。

编者：弓先生非常谦虚，您对交易、对市场的见解不但对我自己，相信对所有读者都像是一注醍醐。我还有个请求，您能不能在这次采访结束前，给我们的投资者提一点寄语。

弓伟：投资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常态，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投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就像我们从卖油翁的典故中看到的那样，成功的交易者不神秘，他们只是做得更多、更久、更熟悉所作的事情而以。希望广大投资者能够坚定地努力、投入、专注于此，成为投资中的卖油翁。

编后：与弓先生认识只是不久前的事情，让我从起初的将信将疑到现在的高山仰止，弓先生证明自己的方式非常直接。这次采访弓先生，让我有机会能更近距离地审视其理念。

不幸的是天妒英才，弓伟先生于2014年8月25日晚7时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43岁。

弓伟先生穷其一生专注于交易的研究和实践，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从少数几家专业媒体对弓伟的访谈中，可以一窥他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交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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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伟简介：

上海纳什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第一批期货操盘高手，曾于2007年获得福汇外汇实盘大赛冠军，2008年获得CMCC外汇实盘大赛中国冠军。不幸的是天妒英才，弓伟先生于2014年8月25日晚7时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43岁！据说，葛卫东见到他都自称小葛。

弓伟90年代曾以人工高频交易叱咤于绿豆合约、橡胶合约；2002年后开始转战外汇，2008年孤身一人奔扑芝加哥、纽约，任职于著名海外对冲基金公司，从事外汇交易，先后盈利上亿元；2014年，通过招商基金发行全球对冲基金，成为通过基金QDII通道进行外汇交易的先行者。

访谈摘要：

1. 我认为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判断。

2. 你可以展示你的能力，但目的是去“打坏人”。

3. 如果一个国家想人为的贬值增加战斗力，美国可能反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这个国家领导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存在，一次性把货币贬值20%，然后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觉得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4. 特别富有的人才会比较关心货币贬值，因为富人花钱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国外，见到外国人后，会试图跟外国人去比。

5. 老百姓在中国好人敢夸，坏人不敢骂，害怕；而在美国市场上好人要帮，坏的企业也要做空。



笔者：中国周边小国家货币贬值，怎么交易他们相关的外汇合约？

弓伟：整个市场上流动性正常，有标准化合约的，也就美国交易所里面的这几个。其他的都叫小币种，小币种的流动性不太好，也不是真没有流通性，你去找一个现货来对冲，量又可以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去跟它的央行做，还是跟他的银行做，还是找一大行做，都可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基本是机构在做，所以还是有渠道。但是没有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上市的期货合约。

在CME上市的期货合约中，现在新出来一个流通性还可以的外汇合约，所谓类似于新兴市场的国家，也就墨西哥。墨西哥也就今年的成交量突然起来，其他的流通性都不行。墨西哥货币的交易量能跟上主流货币的十分之一，一手10万美金，做100手或者1000手的盘还是不成问题。

其他的货币交易情况跟人民币差不多。新加坡期货市场刚上A50，跟中国抢A50的定价权，中国政府把国内给他报价的公司关掉了。中国政府希望把人民币的定价权放在香港和国内，将来是新加坡，再后来放到伦敦，最后到美国去。

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太大，如果他同步发一个东西，基本就把定价权给抢走了。就像日经指数，这么多年最大的交易量一直都在新加坡。只是今年很多大机构都参与了，我们也参与操作，一看量活跃了，日经指数在美国芝加哥就上市了。这个合约美国一上市，就直接把日经指数的成交量从新加坡给带走了。

CME把日经指数一上，我们所有的资金也就都过去了，新加坡这边就没有做了。在这之前，大家都公认的日经指数的定价权在新加坡，可是只要美国市场以参与进来，几个月的时间就抢走了。



笔者：听说您去年外盘操作的都非常好，您跟我们介绍下。

弓伟：以前我都自己做，不用跟外界宣传，只要自己知道就行。去年是因为要考虑发行公开产品，所以找了一个人专门来统计业绩，太久远的业绩没有太大的意义。最近，我们的做法是，比如明天要见客户，就会把这几个月的业绩拿出来谈，再笨一点的方法，我在香港开一个账户，给客户安装一个软件，只能看不能买卖，看看钱是怎么赚的，风险怎么控制的，一个月后统计有40%的收益。

由于近期我们在海外的对冲产品要发行，有几个机构认为，我们过去的业绩和他们在市场上听到的的业绩相差太远。那我们想一个再笨一点的办法，我们和期货公司约好见面的前一个晚上，我就开始做单，第二天把结算单拿出来，就能看出来多少金额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了多大的杠杆，能做多少交易量，风险和收益比是多少。



笔者：请您介绍即将要发行的对冲基金的设计结构，如何控制产品风险？

弓伟：关于我们想发的对冲产品，以100块为净值，会用60块来做固定收益，40块用来做期货交易，60%是没有风险的。40%的仓位要承受多少风险？就看整个账户的风险控制线。一般人所常说的风险是指，我有100块，这100块冒的风险是多少？如果全仓买股票的话，和半仓买股票的话，就对应了相应的风险，这是所谓的资金控制。

那我们就干脆做一个硬性控制，如果我们整个账户的清盘线是20%，那我就只投20%，那它最坏也只能亏20%，剩下来的钱就不用，那就绝对没有风险，而不是相对的风险。如果20%部分我们有能力产生超额收益的话，比如100%的的收益，这部分仓位对整个账户就产生了20%的收益。

100%的收益相对普通人是很难的事情，那我们试一试。有一家机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想知道我怎么做盘，我说那好办，我们白天谈完，今天晚上有非农数据，我就今天晚上再做一晚上，明天再给你看明天的账单，那天晚上，我大概做了1000多张单，像香港的中资机构，很多公司一个月也就只有1000张单左右。

用一天的时间，想象一个月的收益，或一年的收益，一天的时间把它完成，另外的时间就休息，那就没有风险，这是管自己钱的逻辑。对的时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太有把握或者累的时候，干脆就不要做盘。打个比方，我们跟人打交道，我经常跟我父母讲，一辈子跟那么多人打交道，你总结出来这么多人不太好，少数人还可以，其实这点跟你本人没有关系。好人就是好人，不太好的人就是不太好，这个跟你接不接触他也没有关系。你只需作一个选择，谁比较好你就跟他聊天打交道，其他的你聊不来的，不要去见他就行了。



笔者：您是如何理解交易的？主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种来交易？

弓伟：市场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就去挣这个钱，不确定的不要理他。不需关心市场上所有的事情。做交易无非是要帮客户赚钱，一次一次的证明，你说的和过去的都不代表将来，越早的越不代表将来。老是说十几二f十年前的成绩，市场一直都在变，可能有些品种早就不存在了。

做绿豆的时候，当年我们最大的交易量当时占全国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后来又做大豆，我最后一次做国内期货是做橡胶。橡胶当时在上海上市，我觉得橡胶在上海比在海南上市公平，既是工业品又是农业品，属性很好，我们做了一年。2003年年底，发现我们的交易量又占橡胶总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再做就不可能更大了。如果没有更大的品种上市，我的交易瓶颈就没法突破，所以决定结束战斗，国内的商品就没有碰了。

我做海外的交易跟做国内的商品一样，先提高收益率，后扩大交易量。一般的品种都存在一个问题，收益率高了，再给你更多资金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持续高收益。

国内的品种，池子本身就这么大。只有海外的外汇品种和美国的指数，这些品种的池子就非常巨大。像一瞬间下去1000手单子，一手是10万美金，下1000手就是下了1亿美金，你拿一亿美金去全世界买任何东西，商品的价格就出现偏离了，而且还会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你一买它就涨，导致你认为买对了。你一买完它就不涨，等价格下的时候，亏钱要想平仓，会发现越平价格就越跌。其实这个信号是错的。

只有外汇市场和美国的指数市场，会给人一个正确的反应。对的就对了，错的就是错的。市场跟你下的单没有关系，也不会有秋后算账。没做之前，是对的，做完之前，本来也对，比如有一个庄盯上你了，老反方向挤，直到把你挤出来，你平仓他就赚钱。但是在外汇市场，很难会有这种假设出现，连银行都做不到，就说明市场才公平。那最简单的道理，全世界不管是多大的机构，都是交易人为在想的东西。

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高盛这些大的投行机构，他们也是人在干，那个人如果只是从学校里找来，学历很好，干的时间不够长。如果交易员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许会自立门户。他没有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所有的操作，很容易从一个动作就看出来他想干什么。

非农数据出的时候，有人问我晚上怎么判断，我说真不需要判断，所有人都非常恐惧非农数据，连美联储都判断不出来。我认为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判断，每次美联储出非农数据，都出乎所有的的人预料，因为从来就没有认猜对过。结果是有一批人使劲想有可能涨，又有另外一批人使劲想往下跌，冲的时候使劲往上冲，一分钟拉的非常多，接着一分钟跌的非常多。

正常人的交易逻辑都是：从各种教科书里面来的，对的时候留着，错的时候止损。

结局会是，对的时候，留住的人没有赚钱，错的时候，止损的人把钱亏完后没有单了。

非农数据的时候，两头都是我们的单子，上的时候卖了，下来的时候买了，那一次晚上1000张单子，是平常的10倍的交易量，30%的的收益，两天就达到50%的收益。当然这是自己的账户可以这么来操作，别人的钱很难跟他解释。

所有人都希望听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这个逻辑假设是不可能达成的结果，我怎么可能听得懂，如果我听了能跟你达成共识，一定是我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那么假设我的观点跟你是不同的，你怎么可能让我听懂，让我接纳你的观点，除非你准备骗我。

比方说我们一起去旅游，你走了5公里，我走了2公里，我走的2公里是我看见过的风景，后面的3公里是我没有看见的风景，现在因为你走的比我远，我找你问问后面的风景如何。如果你想让我不舒服，你就讲我没有看见的3公里（多么的不好），我就会越听越觉得跟我前面走过的2公里所见不同，我们俩就有无数的矛盾。如果你比较圆滑的话，你就会先问我，走了多远？我说我走了2公里，你就紧跟着我走过的2公里风景跟我讲，然后我们就达成共识，你是一个好导游，下一次我就跟你走。

要让人听明白你讲的内容，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一般不去跟人家讲太多，比如我问你做什么，我就来跟你讲什么。我只要讲的在你的领域里面，大概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我们就比较容易交朋友。



笔者：您怎么看待期货资管的发展？

弓伟：资管行业就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北方人老讲有“好孩子”、“坏孩子”，如果说这条街有一个坏孩子，何谓坏孩子？坏孩子就是爱惹事的，爱打架的孩子。如果突然从外面来一个外乡人，要偷东西，抢东西，要欺负人的时候，那么谁来出面去跟他去打？一定是强者去打，其他小孩一看，打不过外乡人，就不去了。那个最强的就说：这一条街我长的最高最壮，都知道我是一个坏孩子，有坏人来的时候，理应我去跟他打，要不然其他人肯定打不过。其他小孩子是帮不上忙的，但是他们又天然的认为，坏孩子理应比他们强才去干这件事情，那他们需不需要指挥坏孩子？

一个“坏孩子”他打架打的多了，真的遇到坏人的时候，就得他去对付这个坏人。资管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两种模式：第一种，要么你会挣钱，你想帮别人挣钱。别人只要你这个结果，至于你能讲的怎么样，那是不重要。第二种人挣钱并比别人来的快，但是想通过这个行业来就业，想让客户认为他比客户要做的好。其实每一个行业都应该是这样，归根结底就是怎么选择的问题。

我也觉得不可能通过交谈去跟客户说清楚我怎么挣钱。用到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信任度”。比如我长到18岁了，身体长的还可以，想让别人承认我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孩子，就没事就去惹事。

北方人有一个逻辑，小孩之间打架，随便打，一旦有老头、老太太过来一说，回家吃饭，大伙就立马散去回家了。

你可以展示你的能力，但目的是去“打坏人”。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警察都管不了的，正跟人打的厉害，一老太太拄着拐杖过来，准备去敲，就不打了，到此为止。老太太吓唬小孩的目的，是为了让街坊邻居都过的好，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后来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个赚钱的能力了，基金行业是让人去管钱，你去管理基金，到底是跟客户讲清楚你怎么赚钱，让别人跟你学，不见得你是一个好老师。最直接的做法是，把基金的钱管好，把风控控制住，有可能就多赚点钱。

老家的小孩子们长大了之后，我回去问他们：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爱打架？他说没有，只是习惯了。最开始是不想被人欺负，后来是不想别人欺负我们家邻居，再后来别人都认为我能打架，所以只要打架，别人就来叫我，我就习惯了。现在我才知道打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个时候处于发育阶段，发育阶段比的是谁比较能打。最终有一天比的是谁足够的让人接受你是那个想保护一方平安的人，所谓的聪明要回到厚道上来。

我们现在做交易，所有的交易逻辑，怎么能想通，怎么能想对，要想对就先得跟整个大逻辑合拍。



笔者：请问您怎么看待当下市场宏观的投资机会与风险。

弓伟：金融危机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说，市场有可能更差，有可能再崩盘，二次探底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个在分析细节上是对的，就像两人打架，强的打过弱的，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把弱的就此消灭掉吗？如果不是，那整个金融市场在干什么？那就是让大家过的更好点。

如果这个目的出来之后，短期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就显的不重要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我才不管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只要你们打到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得快不行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棍子，所有人都挨打，让所有的人都回家，最终让这个战斗平息，恢复正常。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差了，已经不需要去分析，市场只需要一个答案，经济得恢复回来。哪怕至少表面上回来，也要回来，弄一个假的繁荣也行。比如市场的市值回来了，所有人兜里的钱一算账，数量回来了，那就够了。先达到这个目标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今天市场的走势走到这里，基本恢复正常了。“量化宽松”是不是要放手了？可以慢慢放，我们就是以这个逻辑来操作的日经指数。日经指数的逻辑就是，日本人已经那样了，核爆炸、大地震，又是中国的钓鱼岛跟他玩，市场要不要真的要把他消灭了？没有，不会。然后安倍那个家伙已经出来说：我跟全日本的老百姓都说好了，我们贬值个百分之几十，换一个名义，让我们股票市值增加。要不要换，不就是换一个名义上的增长吗？可以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逻辑。

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原理来分析，这个政策对不对？那么这个政策不一定对，或者说情绪上，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是对着干？这个跟钓鱼岛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选择进去做日经指数了，后来发现外储也进。就一个逻辑，什么事情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它可能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抱一个主观的心态，我很恨日本人，我就要他崩盘，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在这条街上，应该想这条街逻辑；在河南就想河南人的逻辑，河南人都喝酒，你如果说喝酒不好，那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

如果中国人都恨日本人，出了中国后你会发现，中国、日本等其他的国家，用的货币都是美元。其实我们中国政府用的货币也是美元，出了中国不用美元的话，人民币花不出去。

在中国国内，如果为了让人民币能够国际化，要牺牲多少企业，牺牲多少所谓的逻辑不通，经济学家都说这个逻辑是错的，人民币升值是错的。但是，中国一定会达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目标。可是到了国外以后，还得老老实实的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货币，那就是美元，其他的货币都是美元的衍生品。

如果一个国家想人为的贬值增加战斗力，美国可能反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这个国家领导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存在，一次性把货币贬值20%，然后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觉得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笔者：如何看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预期的争议？

弓伟：我们中国政府以前的贬值，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老百姓心里想好不容易赚点钱，拿到国外一花根本就不值钱。这一次老百姓比较高兴，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一旦出国买东西就很划算。一定有划算的时候，也一定有不划算的时候。现在是想让大家很舒服，所以人民币一直升值。对于不舒服那批人，就不让他们说话，开工厂做国际贸易的人，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不挣钱不舒服，但是弱势群体就不许说话。

如果这个影响一旦传导到老百姓身上了，工资发的不够多，经济不够好，就业率不够高，所有事情都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完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代价非常大。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以后，假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办法就是，货币一贬值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就是贬多少的问题。

这种解决办法不存在好坏，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办法，什么时候适用，节奏不好掌控。这个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跑的快的，一个是跑的慢的。跑的快的就是挣钱比较快的，跑的慢的就是挣钱相对比较慢的。某一个阶段是照顾挣钱比较快的，让人民币贬值让你们挣钱，等你们已经挣到很多钱了，跑的慢的说我的兜里没有钱了，一到国外老是嫌我穷，老是感觉我是不是富了，有个办法让人民币升值了，你再出去国外看看，以后不许你说你是一个穷人了。

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历史上早都有过。贬值这个动作是一件事，日常生活有无数的事，每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并不关心全国家的事，所以政府只能做点老百姓舒服的事情。但最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解决这一揽子问题，那就是人民币贬值。这个办法只用一次，用完第一天，可能过几天老百姓就忘了。

我看电视，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人，可能只有第一天感觉到货币怎么就贬值了，后来拿出去花，昨天张三兜里有100，李四兜里有20，今天张三还是100，李四还是20，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最终感觉我不比你更穷，大家都还是老样子。

历史上德国，还有历史上的上海，曾经货币100倍的贬值，当地人不会说，我的钱贬值了，而是说东西怎么又贵了。当然我买东西贵了，你也买的贵了，他买也贵了，咱们都是公平的，所以就没感觉到货币贬值了，老百姓也不会把责任往货币贬值上去推。

货币贬值对于特别富有的人才会比较关心，因为富人花钱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国外，见到外国人后，会试图跟外国人去比，如果你是亚洲首富李嘉诚，你会老担心明天我的资产，如果让政府一下贬20%，下次我再去欧洲，那我就比那个英国那家伙，本来我比他有钱，怎么现在我就比他穷了呢？原来是被政府一次性拿走这么多，不行，我得先挪走。

我们做交易也就这么点逻辑，但是我们去说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两个观点都对，如果我是政府，我也得这么做，没有太多新的办法。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本来说小范围的跟周边的亲戚朋友讲讲，你们拿点钱换点美金吧。他们说万一换了没有贬怎么办？我就跟懂的人说。懂的人又问，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让我什么时间换？换多少比例？后面发现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原来所有东西的科学答案，先得有前提假设的。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框，在这个框里，如果你要做一个资产配置，你有百分之几十是不用的。如果你想着让这部分钱保值增值，这个时间段是10年或者20年的话，那你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学李嘉诚，把5%或者10%的资产换成美金，投资以美金定价的资产，以什么形式来让这部分资产去抗风险，去穿越经济周期。

如果有这种逻辑，我们得先画一个框，如果你去帮别人的时候也得把前提说清楚。在穿越周期的思维下，做一个十几二十年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从十几二十年相对长期来讲，是一个资产配置，从阶段性的回避人民币下跌的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有权力配置美元，但是时间点没有人知道。说不定中国政府一高兴，每天宣布一下，那我们怎么办呢？到那一天的时候一定是你换不来美元的。那我们先去拿一个期权，也就是我们先发一个产品，产品是正式向外管局申请了QDII额度，这个额度放到这，但是今天去找外管局要额度没有理由那绝对不行。我们没有资源，就得用正式的途径，外管局就给了50亿人民币的额度，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发产品，这个产品有能力增值那是我们另外一个本事。

当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4成换成美金，如果有需要把6成也换过去。正常的情况下6成做固定收益。做投资的话谁来管这部分钱？既然出中国门，去跟外国人打架，要去找一个经常打架能打赢的人来管。我个人拿自己的钱在国际市场上也投资经历了十年左右，如果说跟老外打架还算可以的，我在美国最大的基金也管理过资产。在这个小的拳台打架，我们打的还不错。现在我只是把这个技能移到中国来，帮中国的一小戳人，以这种配置去到美国市场的拳台上，只在限定的几个品种上比赛。比如只打泰拳，或者只打空手道，甚至于跟他说明我们只玩人民币，我们只打太极比赛。

我们可能比日本人、美国人，更容易理解太极。那我们相对比他们打太极比较容易打赢。那这样我就把这个框画出来，也就是我只做六种外汇和四个指数。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公平的市场，没有谁能够使阴招。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打比赛的时候发现，像田忌赛马一样，我们出的是中国的少数能打赢的人，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外国出的是从学校招来的，外国可以招一千个、一万个，当然他们的经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是一个民主、公平机制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基金都有好多个交易员，因为他们要分散风险。

就像中国的大厨和美国麦当劳来比做菜，中国的大厨说我只跟你比做一个菜，做这个菜我一定赢。美国的说，我不跟你比这个，我们来比做麦当劳，我们四个美国人，哪怕都是弱智，经过培训都可以卖麦当劳。说回田忌赛马，我们拿一等马去跟你们最普通的马去比，我的胜算又高了一点点。

回到我们最后的逻辑，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也不能说服所有的人，我们能帮到的就这么一小圈。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共和党是站在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民主党是站在穷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都没错，目的是在什么周期下，什么时间段，让什么人去努力发挥他的价值。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要让比较聪明的人努力发挥作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留着本钱，要让穷人有一种感觉，我还不错，我们穷人也当政了。

我们现在在中国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让富人们留一部分资产放在一个地方配置着，等经济好的时候富人就有钱再回来重新干。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做不了这个普世价值。那是民主党干的事情，中国是一党执政。所以我开玩笑问亲戚朋友：你们赚的钱是什么级别。如果是穷人要吃饭，赶紧去上班。如果是富人，需要做资产配置。那ok，我把你的本保住，去配置成美金。我们来管理，不能保证你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能保证资产的风险度几乎在所有基金里面是最低。

我十几二十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对交易心里还是比较有数。我本人是河南人，在郑州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交易，做绿豆交易的时候，当时开玩笑说本来想挣钱买一辆摩托车，一努力一天的钱就够买一辆汽车。旁边的人说，不许买摩托车，买摩托车只能自己坐，你如果买一辆汽车我们还可以跟着坐，买车前，他们都把在哪买，找谁买，多少钱都弄清楚了，收盘后，大概盈利了20万，当时一辆桑塔拉就16.5，所以大家一起去买了一辆汽车。当时回家我老婆说，你不是说好要买摩托车吗？记得是96年的事情了。

当时自己觉得只要有绿豆在，也不用急着赚钱。收盘后经常是和朋友吃喝玩去了，直到有一天绿豆突然关掉了，以前从来没有想交易有那么复杂，以前就是想如何在绿豆上去挣钱，现在关了没有盈利的品种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大豆，大豆不在郑州，要跑到大连去考察，还要搞好相关的关系，了解政策的制定。因为种种原因就搬迁到北京去了。

不管在哪里做交易，只要钱多，判断对。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大部分人都是按着错的去操作，最后错的可以分钱，可以让不懂的人分到懂的人口袋里，这个逻辑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想的逻辑是谁要是非常强，就得帮着自己去跟其他的强的人打，而不是去欺负家门口的人。如果我既懂了，再去跟交易所的人，再去跟现货的，还有政策制定者，一起来把市场更笨的人的口袋洗一洗，感觉挺无聊的一件事。所以我就基本结束了国内的交易。

2001年在北京做交易的时候，互联网不太好，为了做交易还得架一个锅，叫卫星接收机，要接成交回报。我当时在期货公司，要求他们把席位上的电话给我用，下单员只能给我一个人下，下完了才能给别人下，当时期货公司一层的人很惊讶，哪里冒出一个河南人，一个人把电话把着，其他人怎么做交易，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从开盘一直下到收市，SARS一来，就出不了门了。2003年底就把家搬到海南去了。

2005年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福汇公司专门做外汇交易的，当时刚进中国，能够网上开户。我只是试一试的想法，当时运气还不错，到年底有11倍的收益。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福汇亚洲的总裁，他说福汇公司邀请了全国的400个客户，在北京要开一个会，我们邀请了一些重要客户过来见面交流。到北京开会前见了面，他们总裁说：我们有一个想法，福汇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十年来，全世界大概有十万个客户，最后剩下来能赚钱的大概只有5%，而这5%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赚的很多，少数人还可以，大部分人都一般，像你这样能挣这么多的很少见，所以想跟我谈一下合作，想邀请我来做他们的首席策略师。我只是做我正常的交易，他们跟一些客户来签约，签约客户按照我下的单，他们也同步下单，亏损客户自担，盈利后参与分红这样一种合作方式。



笔者：您是如何看待对冲基金的？

弓伟：我曾被邀请到国内一家基金公司去演讲，主要是讲对冲基金怎么来赚钱的？举例你们去把好人和坏人都找出来，找到好人就买他的股票，找一个坏人卖空他的股票，过的时间长了，证明你判断对了，好的继续挣钱，坏的也的确亏钱，最终股票的价格拉开了。

2008年我们卖空了房利美、房贷美，雷曼，在苹果的公司股票价格90多的时候买了苹果股票，还有买进了黑莓手机的股票。交易记录一直都还保留着，当时看空房利美和房贷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能不能破产我也不知道，而雷曼破产我当时也思考过，只要雷曼这件事情不解决，整个市场不会好。我当时下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卖空雷曼亏钱的话，我在别的地方赚钱应该更多，表示市场已经回暖了。

谁也不知道雷曼这么快就破产了，雷曼的破产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整个逻辑就是平常的金融逻辑。股票市场是一个自然配置的市场，就是让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去做一个好企业，拿到更多的钱，再去发展。让差的企业，把钱亏掉，让差的人也把钱亏掉。这就是自然再配置。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政府不能假设我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让市场自己去做决定。我们要做中间第三方，要推波助澜，让对的继续发展，让错的亏掉。

老百姓在中国好人敢夸，坏人不敢骂，害怕；而在美国市场上好人要帮，坏的企业也要做空。举一个例子，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我帮你一下，你也帮我一下，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好人。碰到另外一个人，我帮他，他不帮我，我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可是他不帮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会去找下一个。对于骗子来说，他只要多骗几个就OK了。如果第出现三种人，他是一个精明人。我不按这个逻辑，谁是好人，我帮你，你也帮我，那我下次还帮你，碰到我帮了他，他不帮我，下次我不但不跟他打交道，我要记住永远不跟他打交道。而且我跟其他人说，你们不要跟他打交道，他是一个骗子。

如果全世界只有十个人的时候，骗子是利润最大化的，一旦出现9个都是骗子，好人只有一个的时候，已经出现没有人可骗了。骗子的利润已经最低，所有人的利润已经最低了。好人的收益为0，骗子的收益也最低，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精明人出来说，我改主意了，如果好人只剩一个，他帮我，我就帮他，我们俩都是正收益。骗子不帮我，我也不帮他，他们从我的身上也骗不到钱，他们本来就收益率最低的，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骗子改主意，他按我逻辑来，谁帮我，我就帮他。这不就是中国人最简单的善恶有报吗？最终要让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让骗子觉得没有利润不好玩，要让他改过来，这个就是第三方对冲基金要去做这件事情。

做对冲基金的逻辑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哪家公司是好公司，买了就跟别人说这家公司股票不错，如果哪家公司表现很差，不仅卖空，而且要告诉别人说这家公司是骗子公司。只需要多找几个研究员，努力去甄别谁好谁坏。

我们与其去讲，怎样做对冲基金，就像教小孩一样，不要去教他，如果你随便吐痰，他马上就学会了。小孩学的速度比你想教他的力量大的多。不如你去做，做完了，他觉得好就会来跟你学。觉得不好就不跟你玩，就算了。但如果他不想学，你怎么教都是假的，没有用。所以我就决定以后就不再授课了。

刚好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的一个华人场内马甲，来深圳开第一届期货大会。期货大会邀请他作主题演讲，他的演讲的内容和国内嘉宾的演讲不同，讲到CTA部分，大部分参会人员都听不懂。会后，经朋友介绍，我们聊的比较投机，他就邀请我去美国做交易。我说我没去过美国，他说只要同意去，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他。一个月后他找参议员签了字，跟交易所也沟通好，把邀请函寄过来给我，邀请我当他的合伙人。后面去美国，去过一家美国比较大的基金公司，这家公司大的滚动屏上面显示2亿美金的产品，从成立截止到现在一个季度收益2%，我就跟他们说，我一天就做出来了，他们说不可能。我说我明天早上来你们公司做交易，你们做什么品种，我就做什么品种，如果一天我能把2%的收益做出来，我就晚上请大伙吃饭，如果没有挣到，你们就当我是来访问。当天晚上我就去买宏基上网本，结果第二天一个小时就把2%的收益给挣到了。

美国我去过三次，每次待半年，第一次去美国，去的芝加哥，以做商品期货为主，跟郑州有点类似，围着交易所一圈有几百个交易公司，但是交易的量不是太大。第二次去的加州，第三次再去就去了纽约。在美国做对冲基金，既要实现收益，还要入乡随俗在沟通习惯上，最后还要符合合规，只要有一条没有合规，基本就全盘皆木。合规要做好，一年下来的成本也要100多万美金，这是净花出去的。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准备，有可能钱赚到了，偶尔犯了一个错误，就打回原形。连索罗斯的这么大型的基金，最后也是经常因为不合规而被罚，在美国做基金，合规问题是防不胜防。我本人的英文不够好，某些地方有漏洞，我是不知道的。

感觉合规风险无法回避，关键我这么多年都是衣食无忧，另外又考虑父母和家庭，最后折中前几年全家人搬到香港，我在香港还可以跟外界有比较多的接触。

我现在做的几个产品都是以纯宏观对冲为主，招商基金在08年还没有拿到QDII的时候, 当时的国际业务总裁找我商量，还有其他基金的人都跟我聊过，要么说批不出来额度，要么是风控的困难，总之几年过去了产品一直都没有发出来。直到13年底的时候，招商基金的吴武泽先生提出了发行QDII产品的可行方案。

市场上很多产品的风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有些股票是连续跌停，不可能止损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假风控，这个风控只是很多人拿来去游说客户用的，不是一个真的风控。作为一个大公司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按我们做事情的风格，你只有100%能做到，才能说这句话。风控要么是确定性的，要么就没有风控。海外的产品一致做法是：不可以承诺风险，不可以承诺利润，不可以承诺保底。一个产品不可以做交易的人设计风险，让做监察法务部门的人把他的风控弄清楚。做交易的人骗监察法务部门的人怎么办？最后就变成设计成的次贷产品的结局。交易设计的人聪明的多，他能设计出来就可以骗到你。不如老老实实的，发行海外的产品都不可以承诺风险，不能承诺利润和承诺保底。

举例客户给你100块，你拿50块去投资海外市场，海外公司破产可能是拿不回来钱的，国内的第一个QDII产品就是因为雷曼破产，结果钱就拿不回来了。如果投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风控就是一个假风控。从一开头就在说假话。你说概率很低，概率低和没有风险完全是两种概念。无风险产品和有风险产品就是两个界定。银行存款是无风险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风控是20%，80%干脆就不要拿出去，风控就控制住了，剩下来就是产品风控。如果产品有这么大的波动性，你就控制不了。如果有人恶意的跟你做对手方，就像葛卫东操作棉花，总有一个人要输的。

所以我倾向于做流动性风险好的，这个产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利益输送，不可操控，品种的波动性又很低，外汇一天波动2%就很大了，我选择的六种外汇都是主流的品种：英镑、欧元、澳元，几乎不太可能一天波动2%，明天降息加息都达不到，再出来一个9.11也很难达到2%的波动。股市一天是1-2%左右的波动，5%就成了股灾，如果你买了道琼斯指数，风险控制在5%，我还是相信风险可以控制住。中国的指数可以超过5%，而你买的股票可以超过5%，如果把风险控制在20%，股票市场会有八个封死跌停的，中国市场出现的所有极端行情我们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