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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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说：我生来贫穷，但我决不能死时仍然贫穷！

对于投资人仕来讲，“索罗斯”的名字给人的感觉是强有力的power，97亚洲金融危机之时，泰国等亚洲国家被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基金大肆做空，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索罗斯与香港的一战令中国投资人的心中觉得他就是个大坏怂，不过却是一个超级有能力的坏怂。

　　投机二字，曾经是国人脑海里的禁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投机倒把甚至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犯罪行为。上海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便差点因为奔赴各地赚取国库券差价而被问罪。

　　国人对投机的认识，除了价格双轨制度实行时期的商品倒卖外，影响最深远的可能要算君子兰风波。不过，这些与国际游资每日以万美元计的投机活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历史的伤痛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2004年，温州炒房团在神州大地出击时，媒体开始谱写经济寓言。在这场妖魔化的运动中，温州游资俨然成了搅乱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版索罗斯，一时之下，笔伐之声见诸报端甚至政府决策者的口中，导致各地银行纷纷联手阻击温州资金的流动。

　　当索罗斯的名字和金融危机划上等号时，世人的恐惧源自于对游资躁动的恐惧。但是，恐惧并不能让已腐烂的经济肌体焕发生机。

　　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为什么索罗斯总是能够如巨鳄般嗜血而归？是其对鲜血有某种特别的嗅觉吗？

　　正如索罗斯所言，“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其独到之处，在于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洞察。这给他带来了难以言传的预测能力。

　　实际上，冲击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径，便是在这一地区经济泡沫到达疯狂状态的时候。

　　导致泡沫经济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现象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繁荣到衰败的转变，但根源却是市场的放任，导致金融市场创新速度和监管工具的脱节，为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埋下导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姗·斯特兰奇将当代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

　　斯特兰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出现，使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像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全球化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对外资的争夺战中，很多国家品尝到金融大开放带来的快乐大蛋糕。但却对因此而来的地产泡沫、高额赤字乃至资金外逃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一场透支快乐的狂欢，人们必须为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价。

　　是谁将狂欢者——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许是一国元首——从经济增长梦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罗斯。

　　痛苦的9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遭遇狙击，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举国上下财富缩水，而索罗斯却从这些国家经济的废墟上踩过，手里如海盗般拎着满满的钱袋。

　　不过，索罗斯和18世纪荷兰海盗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虽然英国人称其为“吸血鬼夏洛克”，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瓦骂其为“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泰国人声称要将他绳之于法，但这并不妨碍索罗斯继续靠寻找“鸡蛋上的缝隙”来赚钱。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漏洞，肯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而出现一些情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不完善，这与道德和爱心没有关系。”在参与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杀之后，索罗斯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下台阶。

　　寻找制度的缺陷，玩转游戏规则，合法地致富，这是就是索罗斯们在全球资本市场“掠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战车，是资金庞大到所向披靡的对冲基金，手中的武器，则是令世人难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复杂精密的数量模型。

　　索罗斯，则是全球对冲基金的“教父”，是金融体系麻烦制造者群体中的头号人物。

　　对冲基金的第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是1992年索罗斯发动的狙击英磅之战。那一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索罗斯则成了“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战果是骇人的10亿美元。

　　虽然当时全世界对索罗斯的暴富大为渲染，并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监管不严的恐慌，但是，各国似乎并未能够找到真正对抗索罗斯们的法宝。

　　银行家的一筹莫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央行行长不是最后一个被对冲基金挫败的央行行长。墨西哥、泰国、印尼、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央行行长，在对冲基金肆虐下，一个又一个低下了高贵的头。

　　下一个备受考验的央行行长会来自何方呢？

　　是中国吗？

　　中国岂能隔岸观火

　　1997年至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擦肩而过。

　　如果危机发生在2007年，结局会怎样呢？2007年，外资银行将在中国畅通无阻，在海外资金大举投资A股的同时，国内资金也可名正言顺地投资海外，金融体系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已不再是密如铁桶。

　　相信居于庙堂之上者，一定在很艰难地、很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能够侥幸避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在1993年7月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并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泡沫经济的风险已提前释放。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业当时并未对外开放，银行体系不受冲击，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一外汇管制政策，使中国具有坚固的防火墙。

　　换言之，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达三至四成，远高于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泰国（不到10倍），深沪A股的市盈率更是高达五六十倍，但是，对冲基金却不得其门而入。

　　“彼岸失火，怎敢作壁上观”。1997年以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